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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历史厚重感消解于轻喜剧叙事

——谈《长安的荔枝》影视改编的结构性失衡

　　作者：李诚婧

　　这个夏天，热播的电视剧版与即将上映的电影版《长安的荔枝》推出，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马伯庸所著同名小说的广泛关注，进一步印证了文学IP跨媒介的强大生命力。然而，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变并非易事，如何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同时，适应影视表达并将其从短篇小说拓展为大容量的电视剧，成为影视化改编的重要课题。

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海报

　　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最显著的改编策略，莫过于通过新增故事副线来拓展叙事空间。它打破了原著的单线结构，将原著中作为李善德精神支柱的妻子设定为亡故，并新增其小舅子郑平安一角。作为“陪酒侍郎”的郑平安被迫卷入左右相的权力争斗，为求自保化身密探前往岭南，暗中调查右相与刺史何有光的勾结证据。至此，剧版形成了两条叙事线索：李善德转运鲜荔枝为主线，郑平安卷入官场为副线。两条叙事线索因“守护袖儿”的终极使命形成闭环，两条看似平行的行动线，被亲情纽带拧成同一条生死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为增强观赏性而强行加入的现代视角和轻喜剧元素，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。当历史叙事被赋予过多现代性转译，原著特有的历史厚重感便悄然流失。李善德在森严体制与历史洪流中孤立无援的抗争，以及那种近乎绝望却又迸发出惊人生命力的悲怆色彩，在轻喜剧化的插科打诨与群像叙事中被逐步稀释。

　　除了叙事结构的多线化拓展，剧版在人物塑造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。受限于篇幅，原著中除主角李善德外的其他人物多以简笔勾勒。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则致力于将其从独角悲歌拓展为群像长卷，编织一张横跨朝堂、市井、商贾的唐代社会关系网络。同时，为弥补众多旁支人物的身份信息，剧版创新采用了插叙手法，在每集开篇以剧情闪回的形式嵌入人物小传。这些碎片化的人物前史，填补了角色行为动机的逻辑缺口，也赋予原本扁平的配角以完整的性格弧光，共同汇聚成一幅鲜活生动的唐代社会浮世绘。

　　然而，这种群像化的宏大追求并非没有代价。构建庞大的群像叙事体系，引入大量新角色并深度挖掘其背景故事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叙事重心发生偏移。部分配角的戏份与塑造深度甚至喧宾夺主，掩盖了主角的光芒。例如，剧版增加了郑平安周旋于胡商与刺史府之间的复杂情节，却将原著中李善德凭借算学智慧多次游说胡商苏谅投资的精彩桥段，简化为苏谅的主动投资。这种改编削弱了李善德智谋的展现，既破坏了原著以主角为核心的叙事逻辑，也影响了观众对主角困境的代入感。

　　如此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的改编策略，最终引发了诸多争议。其中，原著中备受读者喜爱的李善德夫人这一角色彻底被删去。她不仅是主角情感世界的重要纽带，更是支撑李善德对抗体制的温情力量，她的消失使原著的情感逻辑链条断裂，招致部分原著拥趸的不满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剧版为构建群像叙事大量引入新角色，却在情节编排上陷入失衡困境。随着旁支角色戏份加重，李善德独自破解困局的智慧锋芒与坚韧品格，在喧宾夺主的群像戏中被严重稀释，以致被部分观众调侃为“有毒的老实人”。他最终回归岭南的结局，也因人物成长弧光的缺失，显得突兀而牵强。

　　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的争议折射出的，正是文学影视化改编的深层矛盾：当文字的留白被具象为视听语言，当个体叙事让位于商业考量，创作者如何在市场需求与艺术表达之间寻找平衡？归根结底，文学影视化改编不应只是资本与市场的合谋，更应是文学与影视两种艺术形态的深度对话。当纸页间的文字幻化成屏幕上的视听盛宴，这看似只是媒介的转换，实则暗藏着时代审美的变迁与文化消费的嬗变密码。（李诚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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